《纽约时报》千人讣告：“哭墙”背后的美国死亡文化

作者：林世钰

转载：一苇杭之渡彼岸

这两天的气氛比较凝重。

5月25日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,也是国殇日。全国放假，降半旗。往常的这个日子，美国现役军人和老兵会去墓地鸣枪,纪念已经阵亡的将士。各地会举行游行、跑步等纪念活动。今年为疫情所阻，这些活动估计都停止了。

今年这个国殇日纪念的不但是阵亡的将士，还有被新冠病毒夺走的近十万个无辜的生命。

24日的纽约时报头版，刊登了1000个死于新冠的美国人的讣告，成了一堵“哭墙”。

截止24日晚上7点，全球已有5,383,582人确诊新冠肺炎，死亡人数为344,077人，而美国的死亡人数接近10万。这个数字实在太惊人了，已经超出了韩战和越战的死亡人数，前者为54,246人，后者为58,220人。确如纽约时报所说，“损失无法计算”。

和许多人一样，我对美国在和平年代死了这么多人感到不解、忧伤，甚至愤怒。但是，逝者已矣，我们能做的就是保护好生者，对逝者表示足够的尊重，让他们端庄、有尊严地离开这个世界。

在美国这些年，我体会到了美国死亡文化中彰显的对逝者的尊重。美国是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，按照《圣经》的说法，“死是众人的结局”，并不可怕。肉体腐朽了，但是灵魂永存，将来可以去天堂见上帝，好得无比。在基督徒看来，地上的一切都是短暂的、腐朽的，而天上佳美的家乡才是永恒的、不朽的，是不能震动的国。所以他们对死亡的态度相对从容淡定，即便悲伤，也是淡淡的，并没有中国操办葬礼时那种让人痛彻身心的悲伤。

几年前，刚到美国不久，我参加了一个教会的追思会。逝者的女儿一袭红裙，追忆母亲作为基督徒的美好一生。末了，她在台上翩翩起舞，为母亲送行。那一团跳跃的红色火焰，让我记忆深刻。接着，逝者的亲人好友相继上台，分享与逝者共度的美好时光，并且打出照片和大家分享。

忧伤如水，在现场缓缓淌过，但没有形成跌宕的激流，让人心潮起伏。更多时候，台下的人只是含泪微笑。有不舍，也有对上帝安排的顺服。“你们就像一阵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”。寿数几何，本来就不在我们的手中，而在神的手里。

2013年，曼德拉去世，奥巴马等各国政要参加葬礼。我记得奥巴马和许多政要一起自拍，谈笑风生。他们似乎在参加一个欢乐的party，而非葬礼。那一次，美国人对死亡的超脱态度，真的让我开了眼界。

这与中国的丧葬文化形成鲜明对比。我记得2002年爷爷去世时，我们全家披麻戴孝，在地上跪了很久，起来时膝盖都麻了。母亲必须全程哭丧，声音越大越悲越好。如果忙着做其它事，尽量把哭声录下来，在家里循环播放。出殡的时候，最好要哭得死去活来，否则乡人觉得不够孝顺。

让我特别惊奇的是，美国人买房并不介意靠近公墓。平时开车路过很多小镇，经常会看到路边一片一片公墓，旁边紧挨着房子。生者与死者和睦而居，似乎没有阴阳之隔，没有违和感。而且很多窗户朝向墓地，不知道夜幕降临、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时候，屋主是何种感觉。从鬼神文化发达的中国南方来的我，每每看到墓地，就想到倩女幽魂、聊斋志异里的片段，那句“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”浮上脑海，脑后跟立刻习惯性地发麻、冰凉。

但是，美国人对死亡态度的超脱并不意味着对逝者的漠视。相反，美国人对逝者非常尊重。

就媒体来说，小到我们小镇办的报纸，大到纽约时报，都有专门版面留给逝者。记得我刚搬入这个小镇，看到报纸上刊发了一个去世的老太太的生平故事，特别感人。而纽约时报则有专门刊登逝者生平故事的版面。记得两年前采访杜聪（智行基金会负责人，长期资助中国艾滋病孤儿），他说纽约时报刚刚采访了他，准备为90岁的高耀洁写生平故事，等她一过世，立即刊发。

2017年冬天，我去华盛顿参观阿灵顿公墓，大大被震撼了。连绵起伏的山丘，排着密密麻麻的墓碑，有的上面镌刻着名字，有的则是无名碑，上面仅写着战士牺牲的年月。最让我感动的是，山顶有个专门为无名士兵立的墓碑，有战士日夜为他们站岗，风雨无阻。他们换班的仪式特别庄严，堪比北京正阳门前的升旗仪式。而尊荣的肯尼迪总统和夫人杰奎琳的墓碑，反而在半山腰，非常简单朴素。与其它坟墓略略不同的是，墓旁一簇微火长明。

为无名士兵守灵

肯尼迪夫妇的墓地

在这里，我看到了美国人的价值理念，那就是所有为国家做贡献的人都值得被隆重纪念，不管你是国家元首，还是无名小卒。

去年夏天，我去参观了同样位于华盛顿的新闻记者博物馆，发现里面也有一堵高高的“哭墙”，上面密密麻麻地列着全球牺牲的记者的照片和名单。观看这些前同行的照片，忍不住落泪。因为有了这堵“哭墙”，我们虽然国籍不同、肤色不同、际遇不同，但是忧伤有了共同的安放之处。

新闻记者博物馆的“哭墙”

七年来，我去了三次华盛顿，每次去，都喜欢去越战纪念碑转转。由华裔建筑设计师林璎设计的越战纪念碑简约大方，光洁的黑色大理石上，镌刻着那些战死沙场的战士的名字。我曾经见过一对老夫妇抚摩着一个名字，久久不忍离去。她的脚下，放着一束花和一张彩色照片，照片上的小伙子穿着军装，年轻英俊，想来是他们的再也回不来的儿子。

是的，我们每个活着的人需要有个树洞，有个可以倾诉思念的地方。

想想那些在一场场天灾人祸中去世的我们的同胞，是否也应该为他们立一个哭墙？特别是这次在疫情中去世的人们。他们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，而是那个躺在殡仪馆的车里无法听到女儿哭喊的妈妈，是捏着“全家福”死去的三岁女孩，是写下“我的遗体捐给国家，我老婆呢”十二字遗书的丈夫……他们曾经在这个世界真实地活过，和我们一样，有着一地鸡毛的生活烦恼，也有着悲欢人世的片刻欢愉。

这是一个民族的苦难记忆。如果一个民族好了伤疤忘了疼，那么残酷的历史可能还会重演。我们狂热的时候需要用苦难冰凉一下，健忘的时候需要用历史提醒一下。

如果哭墙无法是实体的，也应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。那些逝去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，如纽约时报所说，“他们不仅是一个个名字，他们曾经是我们”。

他们的逝去都是我们的损失，如同头顶的天空裂开一个口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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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：林世钰，前媒体人，传记作家。曾出版《美国岁月：华裔移民口述实录》和《烟雨任平生：高耀洁晚年口述》等书籍。后者被香港“亚洲周刊”评为“2019年度十大中文好书（非虚构类）”。喜欢旅行、摄影、收集民间手工艺品。目前旅居美国新泽西州。转载：一苇杭之渡彼岸。本文版权归属作者和原载媒体所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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